我的父亲

 2016年2月8日正月初一，手忙脚乱了几天后，一切似乎平静了下来。上午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帖子：经过三个月的奋战，我父亲终于看到了新年的曙光。今年是老人家的本命年，愿父亲像悟空一样生龙活虎、早日康复！十几个友人立即关心问候，让我心头好温暖。
    中午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又谈起了父亲。父亲给家人的印象就是严厉得不近人情。秋弟结婚的时候，为请不请外祖父与父亲闹僵了，于是被逼完全自食其力。这对一个新人来说够残酷的（当时家里正开着小百货店，生意还算红火）。秋弟却坦然地说，如果一直依赖父亲，也不是个事儿。在我身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救不救佳馨，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放弃才是明智的选择，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认为救活后瘫痪和痴呆的可能性极大。佳馨外祖父一家子都是医生，他们也是这个意见。可父亲铁了心要救，他在一个很冷的夜里，让秋弟骑幸福250载着用军大衣裹着的陆师母到第一人民医院做我的工作。望着簌簌发抖的师母，我还能说什么呢！父亲在母亲怀孕和哺乳期间对母亲还是挺好的，那时农村里比较贫困，好吃的东西都要留给母亲吃，年幼的小姑姑和五叔是不敢动的，否则奶奶要动手的。但从我们兄弟记事起，父亲打骂母亲成了家常便饭，可以说“闻名”乡里。以至于我们兄弟俩找对象的时候，人家总会问一句像不像老侯（父亲）。母亲的忍辱负重和无私奉献对支撑家庭起了很大的作用。
    父亲排行老二，但脾气却是老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父亲时代的家长们大多属于金口玉言、说一不二的土皇帝，儿女唯有顺从的份儿，哪有发言的权利。我记得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家有千口，主是一人”“家无主，扫帚舞”。想想也是，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谁能撼动！
    邻乡英雄有个大名鼎鼎的范瞎子，此人虽有眼疾，但耳听八方。他曾花大价钱买了个“周林频谱仪”。依仗这个普通的理疗器，他治好了不少人的慢性病，于是便号称“范半仙”，“神医在世”的锦旗挂了一屋子。就是这位范半仙，曾当着我的面夸父亲是花市街的头排雀儿。

这“头排雀儿”的说法确实名副其实。父亲年轻的时候刻苦钻研理发技术，常常跑到石港、南通去学艺。七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烫发的时候，他就勇立潮头，在农村里率先烫发。当时，石南乡、五窑乡、英雄乡，甚至还有四安镇的爱美女士到我们家的理发店来烫发。那时我们家从早到晚忙个不停，鼎盛的时候带徒两三个呢，有些理发的同行也乐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父亲门下当学徒。父亲共带过17个徒弟。如今，英雄乡的许海军，五窑金家庄的李志祥这两位父亲的高徒仍凭自己过硬的顶上功夫挣钱养家呢！
    

正月初二，父亲的意识更加模糊了，一直在说胡话，连小姑姑和五叔都认不得了。小姑姑连忙找到电话打给上海松江的大伯，小姑姑是个软心肠的人，话还没出口，眼泪早就下来了。大伯很惊愕，又打电话问我详细情况，说即刻动身赶回来。大伯对父亲一向器重，父亲的床头摆着大伯寄回的冬虫夏草等名贵补品、药品。

我爷爷奶奶是做生意的，开过南货店、饮食店。父亲显然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年轻时理发，中年时赶上改革开放，就开小百货店，后来卖农资（化肥农药）兼充煤气。父亲做生意讲究诚信，从不欺骗顾客，在花市街一带口碑很好。“袁二不卖假货，价钱公道”这句话常挂在老百姓嘴里，父亲也因此多次被当时的南通县评为“守信誉个体工商户”，还出席了表彰会。记得每年春节前夕，我放假回来帮着灌茶食（把散装的麻饼、桃酥、洋糖金枣分装到包装袋密封），要是不戴手套做事，肯定会磨破皮。因为是薄利多销，所以也发不了大财。但那门庭若市的景象，我至今历历在目。

 我住在南通经常到南方市场替父亲买煤气灶配件。父亲替人充煤气还顺带义务修煤气灶，解决了不少家庭的小麻烦。这段时间父亲生病住院，打电话的人多半是充煤气的。母亲就自然接替父亲送煤气桶了。70岁的老母亲用三轮车拖着几百斤重的煤气桶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奔波，叫我们兄弟俩情何以堪。我们试图用贴钱的方式阻止父母亲做这个生意，但这已成了他们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也难以改变了。

父亲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我爱好打乒乓球、吹口琴、下象棋等都是受父亲的影响。记得小时候，父亲喜欢约几个京剧票友来家里吹拉弹唱，父亲能拉二胡、吹笛子，也能唱唱杨子荣、胡传魁。我们石港是“京剧票友之乡”，外地京剧团对石港人又爱又恨，爱的是你要是演好了能让人加演赚票子，恨的是你要是演差了立马轰你走人。

父亲患肺气肿是十几年前的事情。这几年越发严重了，走十几米路便要双手撑膝歇一会儿。他每次送煤气桶，都要在人家场边弓背、弯腰、双手撑膝，这成了他的标志性形象。人们说，老袁，你就歇歇吧，叫你两个儿子贴钱给你用。有好几次我约家人到南通聚会他都来不了，却硬撑着卖化肥农药、送煤气桶。一想到这些，我们做子女的就会唏嘘不已。

父亲近三个月的身体状态实在堪忧。石港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来回的跑，该用的药该下的措施都试过了，但效果一般。再加上他舍不得钱，在一院住院的时候听说每天花费两千元医药费，就闹着要出院，让我们兄弟俩非常尴尬。这些天，父亲一动就喘，一吃就喘。这如何是好！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在父亲不喘的间隙尽量让他吃点喝点。

上午11点52分，父亲吸了大半碗特仑苏后突然大呕起来，把小姑姑吓倒在旁边的床上。父亲在我和姑父的千呼万唤下走了。小姑姑哭着对我和秋弟说，你父脾气是不好，但勤俭持家，他肺气肿这么严重还坚持送煤气，躺在床上接电话联系生意。她甚至说我父亲去世比奶奶去世更让她难过，这令人匪夷所思，但足可见她对二哥的深厚感情。秋弟中午下班回来，听小姑姑说父亲临终前一直喊他的名字更是泣不成声。我说父亲病重后是以你为主服侍的，你尽到了责任，就不要太难过了。这里要特别感谢小姑姑和小姑父，如果没有他们在场，我又要手忙脚乱了（因为有些后事的处理我确实不懂）。

下午，许志祥来了，他在父亲70岁的时候曾想召集其他徒弟们为师傅祝寿。我父亲极不喜欢派场，坚决不允此事。许志祥风风火火地给师兄师弟们报信，王国林、陈广忠等纷纷赶来给父亲叩头。头发全白的王国强抚着父亲的冰棺老泪纵横，令在场的人都悲痛不已。凑巧的是，为父亲妆容、穿戴的朱建国——丧事司仪也是父亲的徒弟。父亲的精湛手艺和严格要求让徒弟们记忆犹新。王国林动情地说，师父不但教我们学手艺，还叫我们怎样做人。

初三日，外祖父一大家子人来了。要知道几个月前外祖母去世，父亲以身体不适为由没有前去吊唁。现在父亲去世了，他们看在母亲的面上不计前嫌，给了我们莫大安慰。左邻右舍都来帮忙，生产队里绝大多数人家来人吊唁，甚至那些跟父亲曾红过脸的长辈也来啦。我想这不单单是因为正月里大家有空的缘故吧。大伯的女儿袁芳也回来了，她很久没回老家了。这次回来还特地瞻仰了爷爷奶奶的墓。

初四日，93岁的外祖父来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哪！老人真是大度之极，对这位不太讨人喜欢的大女婿已全无怨言。俗话说，生在扬州，死在通州。我们通州对逝者的尊重登峰造极，身体不好的孝子孝媳简直难以应付。但话要说回来，这一整套仪式做下来，也是很好地表达了沉痛悼念的心情。

初五日，全家人到父亲墓地“服丧”——供奉祭奠。父亲的墓地选在我家田地的西北角，在我们生产队中轴线靠南端的地方。这是他的爱徒朱建国司仪精心挑选的，我觉得这个位置是绝佳的，再配上一人多高、两米见方的大理石墓碑，确实颇有气势。这和父亲在当地的影响是相称的。

父亲的一生是勤奋的，是节俭的，他与病魔的斗争更是令人敬佩。站在家门口从东往西望，有十来间房子（不包括二层楼），将近50米长。一个在农村很少见的大院基。这是父亲争取来的。愿父亲安息，在天国不要太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