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端木先生

◎江苏南通启秀中学 葛德均

端木先生是我大学的恩师，名讳“隽”，教授古汉语。在我的母校南通师专，先生的严肃冷峻、不苟言笑是众所周知的，加之他的“方而不圆”，学生们大多不敢亲近他。但我与他很是投缘，他对我不仅不冷，还挺热。

毕业前的实习，我的小组是先生带的队，到启东中学。他和我们一起都吃住在这所远离南通的海滨学校。两个月的时光里，先生一如往常，依旧让人望而生畏。实习结束的第二天，同学们纷纷乘着上午的班车先行回师专，只有我留下来，陪先生做好收尾工作后，再乘下午的班车。那一次，先生与我相视一笑，我顿然感觉到他的和蔼。车途过半了，先生见我仍然一言不发，就主动向我问话：“同学们是不是都觉得我冷若冰霜、不可亲近啊？”我下意识地点点头，但很快又摇头否定了，我说：“先生您就像是热水瓶，外表冷，其实内心热乎着呢！”先生微微颔首，又一次笑了，很舒心很宽慰的样子。毕业时，先生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怎样做班主任》，一本是他参与修订的《辞海》，还说等他的讲稿《古汉语十七讲》出版后，就送我。

大学毕业后工作第三年的暑假结束前一天，我骑一辆破旧自行车，从老家匆匆赶往就职的单位，是一所离家几十公里的他乡农村初中。时近中午，路过母校门口，禁不住深情回眸。恰巧先生在门卫室取他订阅的报刊，看到黝黑脸上汗珠滴滴的我，便拉住我的手，一定要我到他家吃顿便饭。盛情难却，更不愿违了师恩，我便跟着先生再次走进母校。还是那条灰黑色的煤渣路，两边茂盛的法国梧桐，让我顿生习习凉爽。

“加个菜，德均来了！”一踏进家门，先生跟迎过来的师母说。师母一边应承着，一边让先生与我坐聊。我询问先生讲稿出版情况。不问倒好，一问引发了先生的不快，他愤愤地说，还没出版，出版社先是让改一下“十七”之数，说是为何十七而不是十八，十八多吉利啊，或者是二十，凑个整呗，要么减至九，最大个位数呀。“你听听你听听，这都说的什么歪理啊！我一讲一讲地写的，写到十七，意已尽，就该结束，就该煞尾。十七讲就是十七讲，该多少就是多少，非得往吉利数、最大数或者整数上凑不可吗？不干！”我说您不改他便不给你出呀，先生说不出就不出，拉倒！先生又告诉我，出版社后来同意出版“十七讲”，但需要包销几千册，说是普遍的行规。“你看看你看看，这又是什么斜门行规啊！我是著作者，不该卖书的，书是他出版社卖的呀！我可以不拿稿酬让他出版，怎么可以反过来给他钱的呢！这不是给他钱的事呀！”我说先生您拉个赞助吧，先生侧过头盯着我看：“你还别说，出版社真让我找人赞助呢，我也有学生是企业老总。但那样的话，我还是我吗？我不成乞丐了么？精神乞丐！人格乞丐！”我明白，端木先生就是端木先生，不受世俗污染的清雅之士！

正聊着，师母过来说饭好了，先生便与我在餐桌主宾而坐。忽然，先生想起什么似的，站起来到厨房去了。不一会儿，他亲自端来一碗饭，满满的，放我面前，诡秘地一笑，说：“这是你的，一定要吃完，不给你添饭了，也不许你剩下。”我心里纳闷儿，不明白先生何意。吃着吃着，发现碗底“闷”着好多红烧肉！这是当时招待客人的最美佳肴，也是像我这样出生农村的青年人的舌尖最爱。原来先生怕我“知趣”，采用这种憨厚的强制方式逼我就范。民以食为天，虽然这样的年代早已过去，但先生的古道热肠令我永铭肺腑。

先生退休后，住到校外了，我便一直没有再见到他。十多年后，在新闻媒体上得知他已去世的消息，为没能到先生灵前叩首祭奠深感遗憾。再后来，听说通城的爱心楷模“莫文隋”（莫问谁），也有先生的影子，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先生一生就是不事张扬的，诚于心，不图报。不知先生那本“十七讲”出版了没有？我想，依照先生鄙俗的秉性，即使是没能出版又何妨。何况，端木先生本身就是一部让我、让我们研读与学习的厚厚的书！